杭州桃园新村。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即使生长在杭州的年轻人，也未必知道它。

        从保俶路拐进宝石二路，前行不久，很自然地选右侧一处石阶上行，几幢橙黄的建筑散落其间——就是它了。

        桃园新村是宝石山东麓的一处秘境，只是，更多的居民楼拔地而起之后，这片缓缓的山坡上，再也找不到南眺西湖的味道了。

        5幢楼下有两块碑石，一新一旧：新的标记此处是“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旧址”，旧的则标记了“5幢8号、5幢10号、6幢、7幢、9幢、10幢、24幢、17幢”被列为杭州市历史建筑。

        广济医院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2019年12月，它迎来150岁生日。

        周年追溯，是中国人与往事对话最为郑重的方式之一。那么，今天，想说一说梅藤更与苏达立——他们都曾是广济医院的院长。

桃园新村的老房子

        事实上，当站在桃园新村5幢的边上，我意识到，两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

        这幢楼东西各有一座六面角楼，二楼东侧是杭州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黄小建先生的工作室，这一侧的六面角楼里面放置了他的木料、工具、作品……以及日常起居用品。

那一次探访，是跟随黄小建的儿子黄捷成前来的。只是那次因着迷于黄先生的手艺，并没有注意到房子本身。

        这一次，我想听听黄捷成怎么看待这座房子。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

        黄捷成说，这幢房子里，有父亲的童年，姑姑、伯伯们的童年，当然包括他自己的童年。

        “这里曾经是麻风病院。”但幼时的黄捷成，对老建筑的历史没有概念，也没有感觉。不过，老楼里的旧时光他记忆深刻：木楼梯吱吱嘎嘎的声音，在没有光的走廊中闭着眼都可以准确踏在每一阶木板上……

        黄捷成还记得，父亲给他买过一只荷兰鼠，这小东西竟然可以凭借踩踏楼梯的声音，分辨出是黄捷成还是父亲来了。它知道，伴随着这个声音，食物也来了。

        虽然老建筑的外墙已经被橙黄的涂料覆盖，但它的内里是红砖墙。“和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的几幢老房子是一样的。”黄捷成说，“还有那些高大的罗马圆柱，不过后来被用水泥抹平，成了方柱。”

        在5幢的大房子南侧，还有一座同样标记为5幢的小房子——黄捷成认为，它可能是医院当年的传达室。

        随后，我收到了杭州晓钟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钦周老师发来的对比图，这座小房子的功用，正是黄捷成猜测的那样。

        和黄捷成一样，很多桃园新村的老居民都说，这些房子太老了。

        但是，百年之前，它们是杭州最好的房子。

从宝石山到莫干山

        1914年，在梅藤更的张罗下，广济医院设立麻风病院，并在松木场设立分院。

        杭州人对梅藤更并不陌生。

        杭州解放路88号，浙大二院的门口，有一组著名的雕像——一位戴礼帽的外国医生，一位小患者，他们互相鞠躬。这位外国医生，就是梅藤更。

        1881年秋，25岁的梅藤更和19岁的妻子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史密斯——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女护士，走进了杭州城，在此生活、工作了45年。而后，将创建于1869年的戒烟所，打造成一所更完整和全面的医院——广济医院，在20世纪初被国内外同行誉为“远东最好的医院”。

        在各种资料中可见，开设不久的广济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而到1926年梅藤更退休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

        散落在宝石山这片山坡上的建筑，是陆续完成的。

        郁达夫在小说《蜃楼》中，这样描述这一地界——

        松木场之南，是有无数青山在起伏的一块棋盘高地，正南面的主岭，是顽石冲天的保倜塔山——宝石山，西去是葛岭，栖霞岭，仙姑，灵隐诸山，游龙宛转，群峰西向，直接上北高峰的岭脊，为西湖北面的一道屏障。宝石山后，小岗石壁，更是数不胜数。在这些小山之上，仰承葛岭宝石山的高岗，俯视松木场古荡等处的平地，有许多结构精奇的洋楼小筑，散点在那里，这就是由英国宣教师募款来华，经营建造的广济医院的隔离病院。

        当然，这幅场景描写的是1932年，比1914年晚了将近20年。

        若不是身处杭州的郊野，宝石山哪里会这么凸显。而郁达夫笔下的那位病人陈逸群，躺在安乐椅上，就能看见葛岭的高丘，初阳台上的阳光，以及山谷间采樵的孩子……

梅藤更没有将他的医术囿于当时的杭州广济医院。

        除了创建了麻风病院、骨科医院、西湖肺痨病医院、广济医校，他还走进了莫干山。

        1910年，梅藤更夫妇已经在杭州居住了29年，这一年，他们在莫干山建造了炮台山别墅。当年，年过五旬的梅藤更向山民购买了炮台山的75亩地，在山顶建造了一栋古堡式洋房。

        因为梅藤更的到来，炮台山这一制高点成了“莫干山1号”。

裸心堡来了特别的客人

        如今的莫干山1号，也矗立着一座英式城堡，它被命名为裸心堡——保留着梅藤更那座城堡昔年的腔调，但形体更为高大。

        2019年12月4日，裸心堡来了几位特别的客人——

        梅藤更的两位曾孙女以及家人，苏达立的两位孙辈，还有历史建筑研究专家仲向平、苏达立研究学者史伟东、一直致力于浙大二院史料收集的陈钦周……

        在学者们的推算中，梅藤更那座古堡可能毁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台风。

        它的建筑方式其实与英国本地的城堡有所区别，而采纳了中国建筑的精神——比如，它的“骨架”其实是木头，只是外部覆盖了石材。仲向平说，这样的建筑，年久失修，自然难逃倾倒的命运。

        如今，它仅剩的门柱、裙墙，与新的城堡进行了完美结合。

        当年梅藤更由山下抵至城堡的山路，已经废弃。但道旁的石头上，仍留有“梅藤更界”的字样，而立于同一位置的界碑，则被挪到了裸心堡中，进行保护性展示。

        谈到对曾祖父的了解，梅藤更的两位曾孙女连连说了几个“difficult”。

        她们的母亲是两姐妹与曾祖父之间的纽带。童年时，两人时常在母亲那儿听闻曾祖父的故事。不过，如同大多数小女孩一样，她们对这些往事并无太大兴趣。

        等她们长大后，却再无机会听这些故事了，因为，她们的母亲58岁就去世了。后来，两姐妹对曾祖父的了解，基本来自书籍和旧照片。

        大众对梅藤更在莫干山的基本故事，已经相当熟稔了。

        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

        梅藤更有一个专门的信差，往返于炮台山和三桥埠之间的十几公里间，寄信、收信。信差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每次梅藤更上山，他都会敲着一面铜锣飞奔于山野之间，百姓以此为信号，从四面八方赶到古堡看病。大家都知道，梅先生看病不收钱。

保持微笑的梅医生

        从杭州到莫干山，梅藤更救治病患的故事，这一百多年来，随着学者的发掘，有了越来越丰满的讲述。

        由这些旧日留下的踪迹可以想见，梅藤更善于经营事业，也善于经营家业。

        那么，梅藤更何以成为梅藤更？

        25岁来到杭州的梅藤更，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个“一穷二白”的小伙子。而他离开时，光行李箱就带走了700多个，剩余的交由苏达立打理。

        而他在杭州城的别墅，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大约几十幢——这是仲向平在研究中得到的数字。而且，梅藤更的房子是杭州城一等一的豪宅，“比蔡元培在玉泉路1号的‘马岭山房’要贵七八倍”。说到这里，有个数据值得比对——2019年11月，有新闻报道，蔡元培女儿蔡威廉在杭州的故居出售，挂牌价1.5亿元。

        不过，梅藤更如何在杭州挖到第一桶金，让人很好奇。

        仲向平认为，梅藤更的第一桶金来自今天的浙大二院所在地马市街一带，也就是当年广济医院本院附近。

        “他赚钱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从事房地产生意。”仲向平认为，梅藤更的运作方式，对房地产开发商很有借鉴意义。他还携带了一张梅藤更驾马车的图片：“这是杭州城里的第一驾马车，它是一个纽带，带着梅藤更奔走于官员、民众、患者之间，带着他在从医之外进行房屋买卖。”

        会工作，会赚钱，会生活。这是梅藤更身上的三个重要特质。而且，他非常懂得包装自我。

        有几张梅藤更的老照片，比如他在西湖边骑着高头大马出诊，他在摆满中式药柜的药房里亮相……当然，这些场景可能多是摆拍的，包括那张著名的“鞠躬照”。

        这些照片被梅藤更做成明信片，对他的医院宣传很有作用，从而吸引到教会，以及各个基金会的帮助，还有一些官绅的捐赠。

        因为梅藤更的宣传，杭州广济医院在当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影响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人到中国参观的“打卡地”。

        2019年6月，陈钦周曾有一次英国之行，这趟行旅中，他发现了大量梅藤更和苏达立的历史资料。

        比如广济医院早期的一份宣传资料，梅藤更写有《周历歌》。他是这么写的——

        礼拜一

        礼拜一是忧郁的，

        事态似乎很压抑，

        你我须记一个词，

        保证有效达目的，

                ——保持微笑

        而到了周末，他这么写——

        礼拜六

        礼拜六是绝望的，

        事态似乎很糟糕，

        但你马上会看到变化，

        一周来去匆匆，

        在这战乱的世界，

        需要勇气和毅力，

        展开这面旗帜

                 ——保持微笑

        一周忙碌，梅藤更眼里的周日是愉快的——

        礼拜天

        礼拜天是欢乐的，

        你注定被祝福，

        整个焕然一新，

        你的礼拜天是最棒的，

        想想我们在这里

        地上天堂杭州

        没有担忧，

        毋须失望

                ——只需微笑

        “保持微笑”是梅藤更的座右铭，这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事方式，也是他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1934年8月30日，梅滕更在苏格兰老家辞世，享年79岁。他被英国的教会定评为“十字架下的英雄”。

苏达立的烽火往事

        苏达立与梅藤更是“穿过一条裤子”的，有一张老照片为证。

        1921年12月，苏达立来到杭州。很巧，和梅藤更来杭州的情形一样，这一年苏达立也25岁，他也带来了新婚的妻子。

        在1921~1926年期间，苏达立和梅藤更应该有很多交集。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苏达立就曾上山主理其事。

        苏达立的后人不好找。

        2016年，史伟东利用在英国交流的机会，辗转联系上了苏达立的两位孙辈——哥哥斯蒂芬住在澳大利亚，弟弟罗伯特生活在英国。

        2019年12月4日，第一次来到莫干山的兄弟俩，对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很有兴趣，不断询问、拍照。为了登上这座山，他们还克服了恐高症。

        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恐高症，竟然与之前从未来过的莫干山有关。

        史伟东转述了一个小故事：斯蒂文和罗伯特的母亲，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经坐滑竿上过一次莫干山，山行途中，她摔了一跤，从此患上了恐高症，没想到，因莫干山而起的恐高，竟然遗传到了两兄弟身上。

        不过，这个行程中的小插曲，没有影响到他们母亲的心情，她没有记下莫干山的名字，但脑海中留下了这座美丽的山。

        “那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是一个最漂亮的故事。”史伟东说。

        找到了两兄弟之后，史伟东获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因在杭州参与救治1000多名伤兵，苏达立获赠了一面锦旗——史伟东得到这张锦旗的照片。

        苏达立的故事，得从那段最残酷的岁月说起。

        1937年7月7日，苏达立正在莫干山上避暑休假。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便马上下山，返回杭州的广济医院。但他的亲友就此滞留在山上，直到1938年才得以撤离。

        一个月之后，战事蔓延到了杭州。1937年8月14日，日本轰炸机空袭杭州笕桥空军基地。

        那天下午4点，苏达立正跟友人在闸口亚洲煤油公司喝下午茶，当他们咽下最后一片烤面包时，空袭警报响起。在返回医院的途中，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重型轰炸机飞越钱塘江上空及炸弹爆响的情景，还有中国空军战斗机的惊险追击。

        其中，空军英雄高志航打下日机后，自己也负伤了，被急送广济救治。蒋介石宋美龄还汇来1万元以示慰问。

        很多往事，苏达立都写在了日记中，包括史伟东提到的那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淞沪会战”开始后，数星期之内，送到杭州的伤兵已达万人，住满所有医院、学校、寺庙及其他公共大厦。最大的临时伤兵医院，设在西湖风景区内的灵隐寺。

        1937年11月15日，“淞沪会战”进入尾声。有万名伤兵住在杭州市内以及周边，其中9000人可以撤退到后方，但1000名重伤兵不能移动。这天上午，苏达立接到希望接收千名重伤官兵的请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看护，这千名伤兵就可能在杭州沦陷后被日军杀害。

        当时，广济医院的财政已经非常拮据。苏达立随后拜访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商讨此事时，周象贤取出已准备好的5万元支票，作为筹设重伤兵分院的费用。几乎同时，苏达立又收到伦敦市长的中国救济基金。

        最后，苏达立和工作人员慎重选择了无法撤退的重伤官兵共计660人，在11月22日将他们转移到重伤分院。

        1937年12月23日，钱塘江大桥被炸毁。当时，苏达立正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他在日记中说，爆炸时的威力将他摇晃得如同醉汉一样。

        在日军侵入杭州之前，苏达立就带领着众多医务工作者收治伤兵。杭州沦陷后，又为杭州百姓提供了生命的避难所，直到1942年11月，苏达立被日军逮捕。

        苏达立先是被关押在上海的集中营，后被转移到北京丰台，1945年才被释放。1951年，这位“杭州的拉贝”去了香港，直至人生的终点。

他们给莫干山带来什么

        大约130多年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教士佛利甲，遇上了莫干山。

        关于佛利甲那段经历的细节，后来的我们只能在拼凑的字句之间去想象了——

        或许，那是一个夏天。

        佛利甲沿河而行，慢慢靠近浙江北部的一座山。山脚下的庾村，那时就叫庾村，因为南北朝时著名文学家庾信的家族一直居住在这里。

        佛利甲几乎是宿命般地踏进了这座莫干山脚下的小村，他必定是操持着山民无法明白的语言，但从他的比画中，村人知道，来到这座山下的陌生人，无一不是想探寻山中的秘境。

        于是，善意的山民把佛利甲带到丛林中间。一条樵夫登山的小路，摆在佛利甲的面前。

        几个小时候后，佛利甲站在炮台山上，那是莫干山东面进山的制高点，也是山民出入的必经之地。

        当佛利甲回到上海后，纷至沓来的后来者，向当地山民租赁房屋长居，直到今天。

        在裸心堡，这样的故事，有了新的后续。

        2007年，一位来自南非的年轻人在莫干山骑行度假，他的中文名字叫高天成。

        因为他，梅藤更那座已然倒塌的城堡，2017年在炮台山上得以重新矗立，并成为梅藤更、苏达立后人寻访的凭借。

        初登莫干山的高天成当时租了一位婆婆的旧屋，如今也成为莫干山的一个地标——高天小院，小院望出去，是漫天的竹海。

        近150年，总有人问：外国人给莫干山带来了什么？

        就梅藤更而言，仲向平总结了一句话：冲突是必然的，妥协是已然的，交融是当然的。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梅藤更已以自己的行为，验证着这句话。

那么今天呢？

        在莫干山管理局工作了24年的刘建林认为——

        无论是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外国友人带来的资金和先进理念是不容置疑的。正如当村民把最破烂的房子和最荒芜的土地租给了高天成先生后，他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他，以及他们以自己所为，影响了中国乡村的进程，影响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互动与交流。

        再回头看杭州城里的宝石山，它本是天目山的余脉，而因为曾经的往事，它与莫干山却有了交集。

        而梅藤更和苏达立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A Mountain   and Two Doctors

Guangji Hospital, the predecessor of present-day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s a key chapte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fter all, Doctor David Duncan Main (1856-1934) served as the hospital president and turned the small hospital into the best hospital in the Far East. Everyone in Hangzhou knows wher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s. This hospital now stands in the same place in Hangzhou where Guangji Hospital was. However, it is little known that Doctor Main set up and ran some other hospitals in Hangzhou. One of them was in a place called Pinewood Yard. The place-name remains, and some buildings of the hospital still remain, now a part of a residential community called Peach Garden New Village. Residents of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know what these buildings were 100 years ago. There are two stone steles by Building Number Five. The new stele marks it is the former site of Pinewood Yard Branch of Guangji Hospital and the old one defines seven buildings and part of the eighth building as historical buildings of Hangzhou. These buildings were built as a sanctuary exclusively for lepers in 1914. Though the site is now in downtown, it was outside the walled city proper of Hangzhou and the eastern foot of the Gem Hill was almost a no man’s land back then.

25-year-old doctor Main and his 19-year-old wife 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 arrived in Hangzhou in November 1881. They spent 45 years in Hangzhou. When they first arrived, the small hospital, set up in 1869 as rehab for treating opium addicts, had no running water, no electricity, no pharmacy, and no operating room. When he retired in 1926, the hospital had 500 beds and three operating rooms and took care of 4,000 inpatients a year.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Western hospitals in China then.

Another little known fact about Doctor Main is that he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real estate in his long stay in Hangzhou, a city that underwent modernization rapidly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all, in his stay in Hangzhou, the Qing Dynasty fell apart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me into being. When he arrived in Hangzhou, Doctor Main was just a doctor. When he and his wife left Hangzhou for Britain, the couple left with more than 700 luggage crates and cases. Zhong Xiangping,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of Hangzhou, offers an educated guess of how wealthy the doctor and his wife were: The couple owned tens of villas in the city at a time.

That was how the rich couple was able to buy a five-hectare property in Mount Mogan and had a castle villa built on the top of a hill there. Sixty kilometers north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Hangzhou of Zhejiang and 200 kilometers west of Shanghai, Mount Mogan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1887 by an American Baptist Church missionary surnamed Frigg based in Shanghai. The missionary spread the word about the Shangri-La beauty and coolness of Mount Mogan back in China’s biggest international port city. Gradually the mount became a favorite summer resort for elite internationals such as missionaries, businessmen, customs officials and their families in Shanghai. By 1910 approximately 300 foreigners, mostly Americans and British had set up summer homes in the mountain area. A lot of villas and houses they built still stand today. Some are now hotels and guesthouses. Doctor Main’s castle villa was destroyed in a huge typhoon in the 1960s. On the same place now stands a castle-like building called Naked Castle in the European style. 

In the summer of 1924, Doctor Main opened a temporary clinic in Mount Mogan. His messenger ran to the nearest village about 15 kilometers away sounding a copper gong and announcing the doctor’s arrival at the castle. Villagers came to see the doctor. The doctor had a clinic at the castle and offered free medical service to his neighbors. 

Doctor Stephen Douglas Sturton (1896-1970) arrived in Hangzhou in 1921. He was 25 and newly married. Doctor Sturton worked at Guangji Hospital where Doctor Main was president. After Doctor Main went back to Britain, Doctor Sturton succeeded as president of the hospital. He is largely remembered as a hero who saved lives and offered shelter for seriously wounded Chinese soldiers during World War Two.

Shortly afte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started in August 1937, wounded Chinese soldiers were sent over to Hangzhou for treatment. Within weeks, the number amounted to 10,000. Hospitals, Buddhist temples and schools, and other public spaces offered shelters for them. The biggest temporary hospital was set up in the Lingyin Temple west of the West Lake. In November 1937, 9,000 wounded soldiers were vacated from Hangzhou, but about 1,000, who was seriously injured, had to stay in Hangzhou.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5, 1937, Doctor Sturton received the request of the city government to take care of the 1,000 patients. With a big bank check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Doctor Sturton set up a shelter for these seriously wounded soldiers. On 22 November, Doctor Sturton and his colleagues put up 660 serious soldiers in the hospital. When Japanese soldiers came to the city and committed atrocities, Doctor Sturton drove his ambulance around to save lives. He was arrested in November 1942 and put into a concentration camp in Shanghai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a concentration camp in Beijing. It was not until 1945 that he was released. In 1951, he settled down in Hong Kong and passed away there in 1970.

In December 2019, two great-granddaughters of Doctor Main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wo grandsons of Doctor Sturton visited Mount Mogan in the accompaniment of Zhong Xiangping, an expert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in Hangzhou, Chen Qinzhou,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history of Guangji Hospital and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Shi Weidong,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studies of Doctor Sturton. They came to see where their forefathers once lived and worked. After all, Doctor Sturton also worked a short while at the clinic at the cas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