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一个为了去香港演出临时集结的团队，没想到竟一炮而红。自此，香港与小百花团结了不解之缘。而浙江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青春制造”的魅力。

　　2019年8月5日上午，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干部大会在浙江图书馆召开，会上举行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揭牌仪式。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新的剧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改名了？很多人一下子有点看不懂这块新牌子到底什么意思，它和我们熟悉的“小百花”又是什么关系。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新任院长王滨梅第一时间答疑——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2011年就已经成立，包括了两个团：浙江越剧团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两家省属剧团共同拥有一块大牌子：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这一次其实不能叫合并，只是深化改革。”王滨梅说，2011年两个剧团已经合并了，现在是深化内部机制改革，完善院内工作环境，合署办公，所以进行“正式揭牌”仪式。

　　通俗点讲，以前两个团是一块牌子，两个班子，行政、财务等工作都是分开的。现在则是一块牌子，一个班子，真正的一家人了。

　　虽然合并了，但“小百花”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配方”。

　　这一独门“配方”，充满了改革和先锋的味道，从出生之日起，有关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原生代茅威涛、陈辉玲、董柯娣等，还是中生代蔡浙飞、魏春芳、章益清等，抑或是新生代的陈丽君等，“小百花”永远是年轻的，面对文艺事业的多元变化，它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清醒，以一个奋进者的姿态，走在时代的最前沿。

（一）

　　1984年5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下文，批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

　　事实上，在此之前，这个团体已经以“浙江小百花赴港演出团”之名走过了两年。

　　我的电脑里，一直保存着一张“1982年~1999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排练演出大事记”，前三年的“大事”里，全是《五女拜寿》的市面。

　　1982年9月2日至23日，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戏曲小百花汇演，集萃了全省青年戏曲界精英。40名青年越剧演员从全省60多家越剧团海选到了杭州。

　　1982年10月，杭州成立浙江小百花集训班，在浙江艺术学校进行集中强化培训。1983年9月，在集训班中再精选出28人组成“浙江小百花赴港演出团”。

　　这便是中国第一代“女团”：茅威涛、何赛飞、董柯娣……28个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姑娘，第一次到香港，3出大戏和一台传统折子戏，连演14天15场，“小百花”创下了香港戏曲演出日程最紧的纪录。而姑娘们演完都走不掉，因为粉丝把戏院团团围住了。

　　在当年剧团众多的越剧圈，“小百花”在一个信奉名角号召力的年代，却以超女海选的姿态横空出世，组成了一个没有老一代名角的剧团，它从一出生就不走寻常路，这样的基因，一直藏在小百花的血脉里，直到今天。

　　当时，杭州能烫发的理发店很少，20多个少女在一家店里排队，全部烫了卷发。等到了香港，茅威涛才发现那样的造型，在香港这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好听点讲叫做“淳朴”，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应该可以称作不忍直视。

　　其实，“小百花”首次集体“拜寿”，是在杭州。

　　1983年9月4日，浙江小百花赴港演出团在杭州胜利剧院为赴港作热身演出，《五女拜寿》第一次亮相。

　　那时的胜利剧院还是木结构，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声光电设施，28个女孩在160分钟里，分别饰演了剧中20多个有名有姓的角色。

　　正如已故著名剧作家顾锡东先生曾说：“观众喜欢看年轻演员，喜欢听流派唱腔。”

　　这部戏涵盖了越剧界十多个流派，有：张派、傅派、戚派、吕派、王派、范派、徐派、尹派、毕派、陆派等。

　　人物设计上也别出心裁，总共有8对老少夫妻，冲破了“一人一事”的限制，采取多线条的创作手法，打造了各具鲜明性格又能为年轻演员所掌握的人物群像。

　　“当年她们的情况很特殊，是各个剧团挑出来的尖子生。每个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拿得出手，所以，这部群戏就是顾锡东为这个群体量身定制的。”戏剧评论家傅谨说，现在不太有人写群戏了，因为一般剧团找不到这么整齐的一批尖子生。

　　香港首演之后，随即在北京、上海演出，刮起了一阵“小百花”旋风。1984年5月21日，浙江省决定保留这一团体，在赴港演出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之后，《五女拜寿》又被拍成了电影，吃关机饭的那天，主要演员方雪雯刚满18岁。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亲切接见并亲笔题词：“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细细揣摸，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勇气与胆识。1993年9月17日，“小百花”10岁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报道中说，浙江小百花创立之初“冲破常规、突破地方局限，促进人才流动”。寥寥数语的后面，是思想观念、艺术创作投入、用人体制、青年人才培育等的多重突围。

（二）

　　“小百花”的开创期，一片叫好声，不仅在戏迷中风靡一时，更在学界引起探讨，被认为是新时期浙江越剧兴起的标志。这是诗化越剧的初创阶段。

　　从“小百花”的第二个10年，也就是从《寒情》开始，“小百花”的姑娘们决定要“折腾”自己了。

　　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故事的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不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更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这部作品由茅威涛与导演郭小男首次合作，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今日先锋》杂志甚至以 “茅威涛之寒情 ——后越剧时代的‘小百花’”为题，邀请傅瑾一起与之对谈。

　　当时的茅威涛说：“我有一个阶段，就是很想做到矫枉过正，做到让人们觉得你有点出格了，你有点超常规了。我愿意这样去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对艺术的一种认识，或者我个性的一种体现。或者再说得功利一点，我很想通过我的那种很惊世骇俗的行为，向世人宣布：你可以来看看越剧，越剧其实挺好看的！”

　　后来，她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茅威涛剃去青丝，收起风流倜傥，弓腰驼背，光头长辫，演《孔乙己》。

　　演《陆游与唐琬》“题词”一段，茅威涛跟导演说：能不能让我站在那儿3分钟不动就唱？“这里我想学话剧，用雕塑语言来演这个陆游！”

　　《梁祝》里梁山伯出场，茅威涛曾经设计了3种出场方式，包括《倩女幽魂》里张国荣的造型，背个背篓，装几本书，最后被否定了。化妆师给她设计了很长的“甩发”，头发一直拖到舞台上，她给舞蹈家金星打了电话，最后用了一种现代舞的方式去甩。

　　甚至唱腔上，茅威涛都作了改变。喜欢听蔡琴、徐小凤的她，在《江南好人》里，就用到了蔡琴、关牧村、成方圆女中音的发声方法，带点胸腔共鸣。

　　傅谨觉得，以茅威涛为代表的“小百花”的演员们，身上有一种文化自觉性。“其实，从《五女拜寿》到《西厢记》积累下来的功力，‘小百花’已经足够消费一辈子了，但‘小百花’反而更努力地改变原状。”

（三）

　　“小百花”早已从初创期走入了全盛期，如今又开启了新一代女团的培养，以“国风女团”的新面孔活跃在舞台上。除了传统剧目中的阴柔、诗画，我们也看到她们动感和力量的一面。从《五女拜寿》，到源于传统又全新解构的新版《梁祝》，到与世界戏剧对话的《寇流兰与杜丽娘》，再到即将面世的新戏《三笑》，“小百花”的发展脉络，基本呈现出传统——先锋——回归——再造的曲线。而另一曲线，则是走出去——从这一地方剧种首次在全国绽放光芒，到如今站在世界戏剧的舞台上，“小百花”的“走出去”，并非只是送戏出门。

　　1995年，由媒体和文艺团体联手进行巡回演出，这在全国尚属首次。钱江晚报见证了“小百花”建团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巡演。

　　“小百花”的书记冯锡忠，当年正好负责带队巡演。他记得，“小百花”一行66人在10月5日踏上巡演之路，团里制订了巡演路线，首战是天津，接下去是西安、成都、宜昌、武汉等大城市。

　　过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应邀演出，接待单位都承担剧团吃住行等费用，而这次演出完全靠演出票房收入补充其他开支。“这次巡回演出令人瞩目，届时剧团将行程万里，横跨半个中国。这在小百花越剧团建团10年来从未有过。”当年，记者在报道里这样写。

　　那一年， “小百花”全明星的阵容亮相，集结了看家戏《西厢记》《陆游与唐琬》《红丝错》《琵琶记》。而且，集中体现“小百花”风采的《蓦然回首——茅威涛表演艺术专场》，还参加了第四届中国戏剧节暨第十二届梅花奖颁奖活动，新戏《琵琶记》则进行参赛评选。

　　1999年，茅威涛当上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

　　她上任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有一条让当时很多人完全不能理解——让越剧“都市化”。“我并没有放弃农村。自从当了团长之后，我全年的演出差不多有30％是在真正的农村，还有60％的份额我把它放在都市，另外有10％的份额我争取多安排国外演出，扩大越剧影响。这是我给剧团制定的演出市场百分比。”茅威涛这样说。

　　而如今，“小百花”革新的速度加快，尤其是那10%国外演出的步子迈得更远了。

　　2016年，伦敦时间7月23日晚上7点，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戏《寇流兰与杜丽娘》在伦敦孔雀剧院进行全球首演，并由此开启英、法、德、奥四国22天的巡演。

　　这是第一个利用新媒体方式22天直播巡演所有过程的中国剧团。仅英国一站，点赞超过21万。

　　7月26日和28日，茅威涛越剧电影《梁祝》分别在伦敦和巴黎献映；8月4日起，德国8个城市的Cinestar影院同时放映这部电影，并在德国16个城市进行百场献映。这是中国戏曲电影首次在海外的大规模作商业放映。

　　7月26日，“小百花”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天鹅剧场，展示了《寇流兰与杜丽娘》片段。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在皇莎做文化交流和表演的中国剧团。

　　同一日，全团走进莎士比亚故居，在莎翁家的后花园演出《寇流兰与杜丽娘》片段。这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在莎士比亚家门口演出的中国剧团。

　　“一个剧种不思考，不走出去，就没有这次欧洲巡演。这些年，做这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剧种发展，更大地域地传播，获得观众。”导演郭小男这样说。

　　这是“小百花”这些年的思考：从浙江出发，向世界戏剧学习，形成一种可以对话的形态，为中国戏剧的发展留下一个可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Shortly after China restarted its modernization drive in the late 1970s, Yueju Opera, which had originated in Zhejiang and taken shape later in Shanghai, got to make a great comeback in the early 1980s. On May 21, 1984, Zhejiang Xiaobaihua Yueju Opera Troupe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found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Xiaobaihua in the name of the troupe means one hundred little flowers in Chinese. “One hundred little flowers” not only indicates that the opera artists of the troupe were a new generation of Yueju Opera artists, who were in their teenage years. Xiaobaihua also reminds people of “Let one hundred flowers bloom”, a famous statement made by Chairman Mao in the 1950s.

The girls of the troupe were really young in the early 1980s. In October 1982, they came together to undertaking an intensive training at Zhejiang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in Hangzhou. In September 1983, 28 girls from the training course were picked to stage Yueju Opera plays in Hong Kong. The special troupe was called Zhejiang Xiaobaihua Troupe for Shows in Hong Kong.

The 28 artists were all girls not yet 18 years old, averagely speaking. The troupe staged 15 performances in 14 consecutive days. They staged three plays and one show of Yueju Opera highlights. The young artists wowed Yueju Opera fans in Hong Kong.

The young Yueju Opera artists were phenomenal. They had been unknown to fans in Hong Kong. The troupe wasn’t like any traditional Yueju Opera troupe where only famed stars played major roles. They were young, they were beaut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faultless top class.

The best play they staged in Hong Kong was , a play especially rewritten for the youthful cast. The troupe first staged it in Shengli Theater in Hangzhou on September 4, 1983. The 28 girls impersonated 20 some characters in 160 minutes. The new production gave all the young girls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mselves. They sang arias in ten styles.

Theater critic Fu Jin recalls the play: “It was a special production. The 28 girls were best players from various troupes. Each was excellent and could play as lead woman. Playwright Gu Xidong tailor-made the whole play for them. Today, you can hardly find such a performance in which a galaxy of stars shines, for a single troupe cannot afford to have such a dream cast.”

After the sensational success in Hong Kong, the troupe performed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youthful performance was equally sensational in two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cities. That was wh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keep the troupe.